左双文：华南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

文 | 左双文

●贪婪、骄狂的日本法西斯看不起中国、轻视那些随处可见的显得落后而木讷的中国人民，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就是由那些文化很低、装备很差、营养不良的贫穷士兵所组成的中国军队，一再击破了他们的迷梦。

●中共华南战场是抗战时期中共三大敌后战场之一，与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相比，华南抗日纵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虽然规模最小，但具有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影响，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当时，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在对华侵略战争中占有优势，在一个时期内，日本占领东北，占领华北，甚至占领华东、华中，都能够为其国力所承担，一时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但日本的国力不是无限的，其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都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以日本的国力，要彻底灭亡奋起抵抗的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战争会处于胶着状态，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

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野心，还要“北进”（进攻苏联）和“南进”（进攻英美），这更是其国力实际上无法承受的。因此，在中国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国际局势就发生了对中国极其有利、而对日本极其不利的变化，这就是美、英等西方大国成了日本的敌人、中国的盟友，日本的败亡之势就极其明显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等待它的，都是最终走向覆灭的命运。

贪婪、骄狂的日本法西斯看不起中国、轻视那些随处可见的显得落后而木讷的中国人民，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就是由那些文化很低、装备很差、营养不良的贫穷士兵所组成的中国军队，一再击破了他们的迷梦。日本要完全消化在中国所占领的地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面对的是充满敌意和仇恨的中国人民，面临着各种有组织的抵抗和反攻，要牵制其大量兵力。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极其重要的价值了——当日军的“兽足”深陷于中国战场，其进攻势头就不得不停下来。日本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就是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就想以封锁和阻断中国对外交通的办法，使中国的抵抗难以为继，于是不断地扩大作战区域，不断地增加需要封锁的要点。比如攻占广州（1938.10），攻占海南岛（1939.2）、攻占潮汕（1939.6），攻占南宁（1939.11）、攻占越南（1940.9），攻占香港（1941.12）、攻占缅甸（1942.3）。对这些地方的进攻，是间接或直接地与英、美、法为敌，也因此打开了“南进”的“潘多拉魔盒”。从一时一地看，似乎是取得了何等辉煌的胜利，而在实际上，却是往其脖颈套上了一圈又一圈的枷锁，随着包袱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就面临一个系统全面崩溃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抗战的意义，看华南抗战的意义，看华南敌后战场的意义，就比较的清楚了。中国只有拖住日本，只有与日本胶着、与日本相持，让日本不能在已占领地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能够高枕无忧，而是不断受到骚扰，受到威胁，必须分出很多兵力和资源去把守，去防备，不断开辟新的进攻点来达到“消化”中国的目的，使其处处感到兵力、资源的捉襟见肘、不敷分配，中国的抗战才能够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持久抵抗才能够有迎来曙光终获胜利的一天。

因此，华南的抵抗、华南抗日军民的坚持，正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有其存在的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价值和意义。

而从中共方面、从华南敌后战场来看，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在11月1日就致电广东省委，要求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动和带领广东人民奋起抵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在各地建立起抗日武装，对敌伪进行袭击和骚扰，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壮大。其所呈现的重要价值，不妨从五个方面来观察。

从华南战场在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来看

中共华南战场是抗战时期中共三大敌后战场之一，与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相比，华南抗日纵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虽然规模最小，但具有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影响，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就在香港召集了关于组建东江地区游击队的重要会议，各地党组织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采取不同形式，纷纷建立群众抗日武装队伍。其中最早建立起来的，有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模范壮丁队、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稍后有阮海天、林锵云等领导的游击队。在海南，有冯白驹等领导的“独立队”。这些部队在日、伪、顽军的夹缝中苦斗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从中共华南战场开辟的基础及对日伪的抗击来看

中共华南战场是广东党组织从无到有开辟的，中共华南敌后武装的基础是最薄弱的。我们知道，华北八路军的基础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华中新四军的基础是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几乎都是抗战爆发后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他们以相对弱小的力量与日伪军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战斗。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进袭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东纵部队在民兵配合下，经过激战，毙敌大队长长濑以下五六十人，取得了百花洞战斗的胜利；随后日军又出动1000余人向我宝安阳台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也被击退。1943年11月，日军为进一步控制广九铁路，向我大岭山根据地发动“万人扫荡”并围攻阳台山根据地，东江纵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44年5月7日，日军加藤大队和伪军400余人，又向我东莞梅塘地区进攻，遭我三面夹击，毙伤百余人，大队长加藤狼狈逃回后自杀。1943年，琼崖独立总队采取“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在1943年秋、1944年春的反扫荡战斗中，粉碎了有1万日军、5000伪军发动的“扫荡”“蚕食”，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珠江部队采取“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方针，跳出顺德西海狭小地区，向中山、禺南、南三等地发展，粉碎了日伪军9000余人对五桂山根据地的“十路围攻”，部队发展到2700余人。1944年10月，成立了中区纵队。

1940年，中共中央将这些部队统称为“华南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两支）等七支抗日游击队。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至2.8万余人，在东江、海南岛、珠三角、粤中、南路和潮汕等地建立了8.2万多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从华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所处的环境来看

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是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在孤悬华南的环境中进行的。什么叫“远离”呢？就是很难联系上，不容易得到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东江游击区的电台从1939年秋开始筹备，到1942年2月才与延安正式联络上。琼崖游击区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电台，到1940年1月由延安派去的电台工作人员用电台成功与延安中央等取得联系，正式开始电台工作。但在1940年11月因国民党顽军进攻特委驻地美合根据地，几部电台在突围中先后丢失或损坏，至1941年6月，琼崖与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联系再次中断。这种完全中断的情况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才得以改变。有学者指出：“琼崖抗战事实上是中共抗日武装在与上级相对隔绝的环境下自主斗争的一个重要范本。”

除了不容易与领导机关联系上，像东江游击队等还存在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且因为国民党在这个地区占有明显优势，对中共游击部队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华北、华中，因此更能感到处于敌、伪、顽三面夹击的压力。

从华南党组织对国民党部队抗战的推动作用来看

1937年9月，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广东党组织在全省开展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抗日统战工作，动员1600名党员、青年参加广东省战时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派800余名青年骨干（其中党员120多名）参加余汉谋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此外，还有不少党员在张发奎、莫雄、伍观淇、张炎等部开展公开或秘密工作。

一方面，中共建立和扩大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积极投入与日伪的战斗，这是对侵华日军的直接打击。另一方面，中共广东党组织对于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共派人到国民党部队，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促使国民党部队进步，提升这些部队抗日作战的觉悟和能力，从而使之在对日作战中战斗力明显提高，在其后的两次粤北会战、桂南会战中取得了较好战绩，从而更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关于选派党员进入国民党部队工作的问题，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即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争取中国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后在一切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方针，应该比过去不同。过去破坏这些部队，举行兵士暴动、哗变等，是对的，但今后的方针，则是争取这些部队抗日，巩固这些部队，加强并改造这些部队成为抗日军的劲旅。……应该动员热情抗日的青年去加入各种部队，尤其是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并宣传抗日。”广东党组织的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

从华南纵队在港九地区及参与反法西斯国际合作的特殊作用来看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大举进攻香港，并于12月25日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后，日军四处搜捕“抗日分子”，还发出告示，要旅港文化界人士前往日军指定地点“报到”。当时，被困香港岛的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范长江、胡风、夏衍等名列其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此危急时刻，12月9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人，指示要想方设法保护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撤离。随后，周恩来给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下达紧急命令：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接到任务后，紧急动员起来，决定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之前做好抢救工作。经过半年多紧张工作，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最终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士在内更是多达800多人，此外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出色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开展华南、海南、越南以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中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应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共同组织游击战争。由他们出武器，由我们派人帮助组织……应当力求避免过左，尤其在开创时代，对英美政府要求的条件不要过高。”东江纵队更是在成立宣言中宣告：我们坚持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打倒日寇的任务。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东江纵队营救了多名作战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险的英美盟军飞行员，他们被安全护送到了中国的大后方。

194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遣一情报组到东江纵队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双方共建联络处，东江纵队建立了拥有200多人的特殊情报网予以配合。这些情报站点搜集了各种军事情报提供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协助盟军根据情报轰炸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战略据点，受到了高度赞誉。

总而言之，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中共华南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为拯救国家危难、捍卫民族生存而英勇奋斗的历史上，闪耀着永远不可磨灭的光辉。

作者系华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投稿邮箱：lilunbu@126.com

【作者】 左双文

南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