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瞿老师和他的母亲

潮新闻客户端 李斌

瞿老师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他是一位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稀罕得如同珍稀动物。我们那一片居民区似乎仅此一位。

我听大人们说，他之所以是大学生是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供他读书的钱是靠剥削贫下中农得来的。他那身为地主的父亲解放初被镇压了，家里只剩下他和他母亲。

那时我对地主的认识，源于电影和课本。说起地主，就会想起《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提起地主婆，脑子里马上会跳出《白毛女》里那个针扎喜儿的地主婆的恶毒形象。因此，我对地主婆瞿母，有一种天生的仇视和害怕。瞿母是一个小脚老太婆，七十岁出头的样子，瘦小的身体佝偻着，经常见她坐在大门口的藤椅上，有时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她脸色冷峻，额上的皱纹像刀割一样，白多黑少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螺髻。这些都符合我心目中地主婆的形象。

我每次路过那幢房子的门口，都会小心翼翼地从瞿母身边绕过去。一次她突然向我打招呼，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我本能地后退了两步。她又向我招招手，似乎在安慰我不用害怕，并从口袋里抓出几颗干果之类的东西要送给我，我当然不想被这“糖衣炮弹”击中，但又不敢像高玉宝等小英雄们一样来一句豪言壮语“谁要你的臭东西”！而是逃也似地离开了。

我同一幢房子的大喜、二喜两兄弟和明明他们经常去马路边捡香烟屁股，我问他们捡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比我大三四岁的大喜告诉我，捡多了可以去地主婆那儿换红枣干吃。

地主婆有烟瘾，她拿到这些烟屁股后，把燃过的那段黑焦烟丝掐去（那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把吸烟人用嘴吸过那端的烟纸剥开，翻出烟丝用太阳晒过后，自己再用薄纸卷成烟卷，一样可以腾云驾雾过烟瘾了。我担心地问，这要不要紧的？我担心的是“糖衣炮弹”的问题。也不知大喜有没有听懂，他笑道，这有什么要紧的！大喜的这一笑容让我心中释然。再说，我也不太抵挡得住那又香又甜的红枣干的诱惑，于是我也加入到捡香烟屁股的队伍里，并且很快就发现，县革委会招待所的窗户外，不仅香烟屁股最多，香烟空盒也最多。香烟盒也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当我捡够一饭碗香烟屁股时，便壮着胆子和大喜、二喜他们一块到地主婆那儿去兑红枣干。地主婆见了我们，慢腾腾地回屋里拎了半篮子红枣干出来，又慢腾腾地坐回那张吱呀作响的藤椅。她抓了一大把红枣干放进我的碗里后，还用抓枣干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脑勺，我趁势壮着胆瞧了她一眼，发现她以往呆滞而冷峻的眼神竟有几分灵动和慈祥。

瞿老师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来又学过俄语。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他成为经常被批斗的对象。有一次不慎从批斗台上摔了下来，从医院出来后，本来就胆小内向的他似乎成了神经病患者。

自那以后，瞿老师走路时总是低着头走在路的最边上，如遇有熟人或是学生和他打招呼，他便慌张地抬起头来，说，你好，你好……并一定会站在原地目送对方消失在视线里，才一步一回头地挪动步子，边“你好，你好”地念念有词。

他在食堂排队买饭菜，凡排在他身后的人，无论什么身份，他一律会“你好，你好”地把后面的人让到自己前面去。他永远是队伍最后的那个人。有一次外地新调来一位美女老师，瞿老师这一连串点头哈腰的行为，让她不禁笑得花枝乱颤，这笑声让瞿老师如听魔咒，他面如土色，一改平日里的动作迟缓，迅速捧着空碗慌乱逃去。

大喜读高中后，英语老师就是瞿老师。大喜对我们说，别看瞿老师平时神经兮兮的，一旦在讲台上，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和别的老师没什么两样，对学生该表扬表扬，该批评批评。而且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学生们都喜欢他。

大喜有一位同学叫方建华，大家都叫他阿华。属于班里调皮的学生。一次期末考试他得了57分，便拿着试卷到瞿老师办公室，说了一大堆理由，试图说服瞿老师把分数拉到60分。瞿老师“你好，你好”地耐心应对着，解释着，但并没有要为阿华拉分的迹象，阿华便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旅行剪刀，对着瞿老师说，你不加？不加我就杀了你！瞿老师见状吓得差一点跪下了：你好，你好，我加，我加。第二天，阿华拿起重新发回来的试卷一看，试卷右上角赫然用红笔批着：“57”。

这么多年过去了，瞿老师和他母亲的形象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如同岁月长河中的沙石，静静地沉淀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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